《長安的荔枝》原著是單線悲劇劇集是復調喜劇

2025-06-19 | 來源: 北青網-北京青年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李寧

近日，由馬伯庸所著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長安的荔枝》熱播。該劇從“驛傳荔枝”這一微小的歷史典故切入，描畫了一幅唐朝官場與民間的百態圖。原著小說全文僅7萬余字，情節凝練，人物集中，可謂短小精微。劇版《長安的荔枝》則將其擴展至35集的敘事體量，通過新增故事副線、重構人物群像、強化諧趣風格、補充歷史細節等方式，為原著骨骼填補了更為豐富的肌理與血肉。這種對於文學留白的創造性填充，如同打開了原著的隱藏關卡，帶領觀眾進入一個更為宏闊、鮮活的故事世界中。

角色不忠於原著就是魔改嗎

《長安的荔枝》講述大唐小吏李善德被同僚算計，去執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極限時間和匱乏條件下，將新鮮荔枝從嶺南運至五千余裡外的長安，以賀貴妃生辰。

原著小說可謂李善德的獨奏曲，幾乎所有篇幅都聚焦於這位九品小吏的生死時速與官場苦旅。劇版則大膽揮毫，將李善德的妻子改寫為亡故，增加了小舅子“鄭平安”一角。劇作由此突破了原著單線敘事的限制，以李善德受命轉運鮮荔枝的主線為經，鄭平安卷入官場派系斗爭的副線為緯，編織出更為復雜的故事空間。一顆荔枝引出的是唐代官僚體系、民生百態、權謀博弈與家族命運錯綜交疊的圖景。

這種大刀闊斧的改編，自然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尤其是對許多原著粉絲而言，刪去情深義重的妻子、新增油嘴滑舌的小舅子，這種改寫大有“魔改”之嫌。一直以來，以是否忠於原著為標准來判定藝術改編成功與否，是一個深入人心的標准。但這對於改編者而言，卻是強加的鐐銬。況且，即便改編要忠於原著，也不應強調情節與人物上的機械照搬，而是要強調二者內在精神上的交相呼應。

以此觀之，劇版是在契合原著內在精神基礎上的合理改編。原著中，李善德接受敕封的“荔枝使”這一荒誕差事，是一種被動無奈的選擇，這讓他最後勇敢面斥右相的行為缺乏更為堅實的內在動機和轉變邏輯。而劇中，妻子的亡故意味著李善德失去了最為重要的情感寄托，強化了父女二人相依為命的悲情底色，推動他從原著中被動接受命運枷鎖走向主動突破命運桎梏。通過將家庭溫情置換為生存絕境，劇版強化了個體抗爭時的孤獨感與無助感，使得李善德的人物命運更具悲劇張力，也讓他最終的反抗更富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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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平安”這一角色的加入，與李善德構成了一莊一諧、互為鏡像的人物關系。明算科出身的李善德忠厚固執、不善逢迎，在官場上舉步維艱。鄭平安是他的人生反面，深諳官場之道，處事八面玲瓏，善於見風使舵。前者代表的是技術理性，後者體現的是官場智慧。

這對性格迥異的“歡喜冤家”不僅提升了故事的戲劇張力，也制造出強烈的喜劇效果。原著以冷峻、沉郁、嚴肅的筆觸包裹黑色幽默的內核，凸顯小人物在荒誕、絕望的處境下艱難求生的悲情命運，以及宦海沉浮中仍然葆有的理想主義精神。而劇版在保留黑色幽默特質的同時，更強調通過人物的行為、語言等表面元素來制造笑料，以此形成輕松、詼諧的歷史輕喜劇風格。

更重要的是，創作者意在通過李善德與鄭平安的雙主人公設置，在相互映照中建構更為飽滿、可信的人物弧光。二人的人生軌跡看似南轅北轍，最終殊途同歸。李善德雖為官場螻蟻，但心系國事民瘼；鄭平安雖工於鑽營，卻誓死扞衛家族尊嚴。他們以各自的方式——或笨拙堅守，或油滑周旋，不計代價地守護著心中珍視之物。

群像人物豐滿嶺南圖景別致

限於篇幅，原著小說幾乎可以說是李善德的獨角戲，其他的人物往往寥寥幾筆，未深入展開。劇版的一大亮色，在於變獨角悲歌為群像長卷，織就了一張覆蓋朝堂、市井、商賈、邊陲等多層面的人物網絡，鋪展開一幅立體多維的大唐浮世繪。

該劇的群像戲，一方面體現在描畫出了層級分明的官場眾生相。在長安巍峨宮闕的陰影下，右相翻雲覆雨，左相蟄伏布局，魚朝恩權傾內廷，他們的每一次博弈都裹挾著朝堂震蕩；以上林署為代表的官員們將推諉扯皮化作職場生存的厚黑哲學；嶺南刺史何有光與掌書記趙辛民，將地方治所變成權力尋租的樂園；隱於暗處的空浪坊坊主雲清則揭示出權力運作的隱秘本質。

劇中對於何有光、魚朝恩等角色的塑造著力頗深，演員的演繹也十分出彩。例如海盜出身的何有光身為地方大員，議事時大嚼甘蔗、心不在焉，一到斗雞場卻精神抖擻，為了錢財不擇手段，將地方治理得烏煙瘴氣。該劇將其塑造為一個豪橫跋扈的喜劇反派，令人印象深刻。